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第一年集中在西郊的玉泉路研究生院上大课，从第二年起就分散到各所学习。于是我们计算口（计算所、软件所、自动化所、计算中心）的同学们搬到了中关村东站附近的中关村88楼宿舍。 这88号楼有来头。陈景润老师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数学所安排他住在88楼的一个楼梯间（到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楼梯间已经改造成了开水房，不能住人了）。据说陈老（那时还是小陈）就在这捉襟见肘的小屋子里演算了几麻袋的草稿，把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到了1加2。88楼对面以前是个女工宿舍，从小陈同学的楼梯间可以看到女澡堂。女工人们在洗澡的时候经常忘了把窗帘关紧，这样就影响了小陈的数学研究。要是一般人，就悄悄地买个望远镜谁也不告诉就算了。但是这位陈景润先生不是常人，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到了女工宿舍，提醒女同志们注意影响，党中央说的是科学的春天来了，不是科学家的春天来了。这封信一出来可就炸了锅了。工人阶级岂是好惹的，这个流氓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女工们群情激愤，要求科学院严惩反革命偷看无产阶级洗澡犯陈景润。院领导一看，又是这个书呆子在添乱，赶紧打了一通太极拳才把女工们安抚住了。 因为准备出国要考GRE专项考试，我决定暑假不回家，就在北京学习。那时88楼还没有对我们开放，玉泉路的宿舍已经收回了。没地儿住怎么办？正好我在少年班认识的李日天同学在北京一家民办软件公司“金马正好”干项目经理，需要找几个码工赶一个项目，想把我撺掇进去兼职。这家公司为啥取了这么个掉渣的名字呢？原来他们老总姓马(不是马云也不是化腾，不然就是屌炸了而不是掉渣了)。公司不大，只有四五个码工，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包了两间房。我问了日天同学三个问题: 管饭不？晚上干累了睡在公司行吗？周末能自由加班吗？他回答得挺干脆: 管！行！能！我一听，感觉天上掉饼子啦，赶紧一口叼住。原来，我也是干过start up的，哈。 玉泉路的考试一结束，我收拾收拾就打车去报道。下了车，一个小伙上来自我介绍说他是金马公司的小孙，把我迎进酒店，带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摆了有五六台电脑，几个码工正在干活。除了日天，还有一个也是科大少年班的兄弟叫大廖(跟黄夏留宣传积极分子老廖各是各)，我在玉泉路见过的。另外还有个一头长发的摇青很是打眼，李日天过来介绍说这是公司的技术骨干李木公，是他在北京八中少儿班的同学。迎接我的小孙，比他们几个年纪还要小，没上过大学但是自学成才，还跟中科院院士通信讨论过环境保护问题。就这样，在一群少年朋友中间，我成了当之无愧的老万。 屁股还没坐热，晚上的盒饭到了。打开盖子一看，有肉有菜还有咸鸭蛋！我擦这比玉泉路的食堂弓虽太多了！我一边往嘴里胡塞，一边想组织对我太好了，一定好好干！就这样，我的打工生涯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基本上每天一大早，我先被北大的大喇叭吵醒，然后下楼吃早点，开始写代码，中午晚上吃盒饭，吃完接着干。李日天这个变态喜欢喝咖啡粉跟水比例一比一的糊糊，经常整夜整夜不睡觉，搞得我们也只好陪李经理加班。盒饭虽然实在，到晚上十一二点也顶不住了。这时候经理就会大手一挥: 走！去图书城！

 

图书城是离公司不到一站路的海淀图书城。除了各种书店聚集，这里还有游戏厅和大小餐馆。九十年代是图书城的鼎盛时期，每天白天都是人潮如织(我去年回国专门去缅怀了一下，发现它已经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彻底凋零了)。夜里书店歇业了，但是游戏厅和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是通宵营业的，它们就成了熬夜码工提神充电的利器。到了图书城，我们一般是先花十元吃碗面(话说这个美国牛肉面我到了美国才发现人家美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再花十元钱打飞机，等大脑又开始转动了，我们再走回公司接着干。回忆到此，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被严刑拷打昏死过去，敌人恶狠狠地一瓢凉水把他泼醒继续审问的镜头。没错，我就是那个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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