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过十来把吉他，有的没故事，有的有故事。

昨天整理旧物，从头重拾身边琐碎，在地下室翻捡出一把废弃的吉他。不由往日事如水一般淌过。

这是我的第一把民谣吉他。

故事要从三十年前讲起。

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在中科院软件所读研究生，业余背着老板在中关村打工（此处“背”字建议读四声。实在要读成一声也不是不可以，但不提倡），挣了几个血汗钱后有些膨胀，便开始看自己的红棉吉他不顺眼了。

那把红棉还是上高中时父母托关系给我买的，弹了快十年，琴桥都开裂了。此外，它的琴颈也是按古典琴的规格做的，比民谣吉他琴颈宽且扁平，跟人体工程学格格不入，每次大横按都如上大刑。所以我想要想升级一下爱情冲锋枪提升战斗力也不算太过分。

恰好我在学一个叫张学民的家伙编的吉他教材，书上有老张在北京的琴行的广告，我这才知道了一个可以买到民谣琴的地方。

一个周末，我从银行取了一笔巨款（一千元人民币），请女朋友陪我去买琴。公共汽车摇啊摇，从中关村摇到大钟寺。按地图找到张学民的蓝摇琴行，推门而入，店里一名长发大龄男青年正坐着发呆，面目跟我吉他书上的劣质黑白照片差不多，就是张了。

来了客人，张老板也不上前搭话，继续发他的呆，看来走的是高冷路线。我自己逡巡了一阵，挑了一把预算内最贵的缺角民谣琴试弹了一下，感觉还不错。这是老张自己的品牌，叫蓝摇，要快 900 元。

这是啥概念？那时候煎饼果子两元一份，一斤猪肉做的老家肉饼店里卖 10 元，5 块钱买半斤就能吃得满嘴流油，再加一块钱稀粥溜缝就圆满了。我每月的研究生津贴是 200 多元，住宿免费，也就是说政府认为在帝都 200 多元一个月饿不死人。出门，学生公交月票 10 元。打车，面的一公里一元。所以，900 元已经是我奢侈的上限了。

马无夜草不肥，不打工我是万万买不起吉他的。

见我数了九张大票，张老板黑白照片的脸上马上有了血色。我顺势向他请教学习中的一个难点：罗大佑《青春舞曲》里的复合节奏我弹不会。老张不发呆了，大方示范了一遍，范很正。我努力地看了，还是不会。

这把琴的手感和红棉比有一个飞跃，横按和推弦都容易多了，高把位也不再遥不可及。出国前的一年多，我在它身上倾注了不少热情，除了每日弹唱那些或流行或摇滚或民谣的歌曲，还用它为女朋友写了两首情歌，替睡在我对角的老廖的情诗谱了曲，给好哥们泡妞助力。如果将来修老万情史博物馆，这把琴应该放在 C 位。

只是有一点：藏品得有一定规模才能叫博物馆。像我这样的只能叫寡物馆。

那时女友刚工作，手头不宽裕，我打工挣的也不多。为了省钱，她在海淀图书城南头的一个农家小院租了一间几平方米的 airbnb，月租 300 元，条件说简陋都抬举了：一张书桌，一张单人钢丝床，一扇朝南的窗，看不见北斗星。洗漱在院子里用公用水龙头，上厕所要出院门左拐五十米去土法建造的公厕，那里永远看得见熙熙攘攘的苍蝇和它们白白胖胖的儿女们。

在院子里用酒精炉做饭时，房东大妈和她的儿子不时会过来聊天。儿子年龄比我们稍大，我们叫他大哥。
 

院子里还有其它几家租客：东边屋住的是科大少年班毕业的 L，在这里准备出国。后来他去了 MIT 读博，毕业后加入了 Nvidia，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TO。鉴于小院没有门牌号，“英雄莫问出处”还是颇有道理 — 问了也是白问。

西边住的是个姐姐，爱说爱笑，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底细，就叫她 X 吧。

我没事就在这间小屋弹吉他给女朋友唱歌：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郑钧的《灰姑娘》，崔健的《花房姑娘》，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老狼的《同桌的你》。那个时代的金曲真多啊！使劲唱也唱不完。

一天唱过郑怡的《小雨来得正是时候》，X 姐过来真诚地告诉我这首歌她非常喜欢，小小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又一天，房东大妈毫无征兆地跟 X 吵了起来，壮怀激烈，卷起千堆雪。

从两人你来我往的交锋中，我慢慢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大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发现 X 是做小姐的。这显然有违大妈朴素的价值观，于是她下决心要清理门户，让 X 马上搬走，还小院一个清白。

事发突然，X 姐自然不乐意，何况大妈话也说得难听，两人便呛起来了。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非虚构环境中见过小姐（向毛主席保证，在此之后也没有），所以很吃了一惊。原来，小姐也会为了省钱租住不正规的民居，也一样喜欢流行歌曲，日常举止也没有任何不正经。

一句话，小姐在生活中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乐意归不乐意，终归房子是人家的，租约也没有法律约束力，X 姐最终还是屈服了。不久后，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自称是她父亲，进了院子就跟大家发烟，说 X 在这里蒙大家关照，打搅了。寒暄几句后，两人把 X 姐的房间清空搬走了。

院门关上后，再没有见到过她。

又过了两个月，夏天到了。女友找到了条件更好的住处，雇了一辆三轮车也要搬了。蹬车的小伙是个外地来的农村人，没什么话。说好目的地和价钱后，小伙把东西抬上车绑好就要出发，我让他等一下：大热天，这瓶可乐带着路上喝。

现在想：我们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呢？要是碰上骗子咋办？可当时根本没往那个方向想。

还好，人家老老实实把一车东西都送到了。

出国的时候，一张机票只能带两只箱子的托运行李，吉他横竖是放不进去的。一个人到了美国，头几个月尤其难熬，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乐器，倒是有二十四小时热水，可是没有家味。

在迎新晚会上遇到一个清华来的学建筑的哥们 H，他弹吉他唱了黄舒骏的《谈恋爱》，琴技唱功都很正，观众反响热烈。演出结束我过去套瓷，打听他是如何把琴带到美国来的。

H 说，美国商店里有雅马哈吉他，只要 200 美元，并不贵。

思前想后，我还是下不了手 — 我那时自己做饭一个月伙食花不了 100 美元，200 美元我可以吃两个月了。

更重要的是，学生身份打不了工，没有夜草了。

还好，老婆很快就过来团聚了，而且她神通广大，除了自己和行李，还带来了我的吉他和雅马哈电子琴。

于是，我在美国的小屋也开始有了琴声。逢年过节开 party 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多了一个唱歌的环节。

念了一天洋文后，老中们聚在一起讲中文段子唱老歌，不亦乐乎，仿佛被传送回了故乡。这可以算是我们洋插队生活中最高端的娱乐了。

第一次回国时，我特地去图书城找大妈的小院。结果发现附近一大片都已经被拆迁，盖起了新楼。那些过去的事，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有了。

工作后，饱暖思淫欲，忍不住又买了几把各式各样的吉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跟芬德尔、吉布森这些大厂比，老张造琴的手艺还是欠把火，高把位弦距太高导致演奏困难而且影响音准。这琴我便弹得少了。

再后来，这把吉他的调音器坏了一个，彻底没法弹了。我一开始还雄心勃勃，从网上买了配件准备自己修理。拆开包装才发现，中美两国在造琴一事上已经脱钩了，你用英寸我用公分，零件尺寸不匹配，根本装不上去。

这琴就此废了。

但它毕竟以前是立过功的，有颐养天年的资格。以后或许可以留给儿女们，告诉他们：这是老爸追老妈用过的秘密武器，没有它就没有他们。

如果这把琴有意识，也会感慨琴生如梦，恍若隔世吧。

久违的事想起还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