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后，老刘去了西雅图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公司的名字叫 NB，意思是“网络商务”（Net Biz）。说是电脑公司，他们既不造电脑也不修电脑，也不卖电脑，也不回收电脑，是一家做互联网生意的公司。老刘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望着电脑屏幕，写电脑代码。这个行当，大家一般叫它码农或者码工，正式一点的叫法是程序员。老刘不这么叫。他觉得这么叫掉价，有一股汗味儿。自己明明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之手，又不是北京清河挖沙子的，必须叫工程师，准确地说是软件工程师。工程师带个“师”，“老师”的“师”，“大师”的“师”，比什么“工”啊“农”啊“员”啊感觉要高大上许多。叫自己工程师，每天做的那些稀松事儿马上就有了不平凡的意义，老刘心中生出一股浩然正气，觉得自己是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老刘别的地方不计较，在这个称呼问题上却很轴。每次结识新朋友，大家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老刘都要强调自己是“软件工程师”。要是别人介绍说老刘是码工甚至码农，老刘就会拉下脸，当场纠正说他不是码工码农，是 NB 公司的软件工程师。NB，大家不会不知道吧？有次朋友老黄在饭局上介绍老刘，忘了这个茬，把老刘说成了码工，老刘马上又拉脸，不接老黄的话头。老黄反应过来有些下不来台，只好打哈哈说刘总是 NB 公司的技术大拿，大家敬大拿一杯。于是大家举起杯子，半真半假地叫老刘“刘老”，老刘脸上才有了喜色，一口把饭馆不要钱的茶干了。

老刘不是西雅图本地人。他生在贵阳，从小老实，跟不熟悉的人说话爱脸红，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经常不自觉地就搓了起来，话也开始颠三倒四七零八落。七岁那年，老刘奉了他妈蔡大妈的令去巷子口打酱油，回来的路上碰到李二娃的姐姐李卫红。李卫红跟他打招呼：

“打酱油呢？”

老刘被人这么猛地一问，下意识地张开手掌要对搓，酱油瓶啪地掉地上碎了。老刘空手回到家，蔡大妈问：

“强儿，酱油呢？”

老刘哇地哭了。

强儿是老刘妈叫的，老刘的大名叫刘立强。刘立强从小听爸妈的话，特别是他妈的。他妈叫他写作业，他就写作业，他妈说他该睡觉了，他就睡觉。高中的时候，他妈说不能谈恋爱，老刘就没有对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结果那个女生跟老李好了。老刘喜欢的女生是小冯。小冯眼睛大，身材匀称，走路的时候轻得像一阵风。小冯不喜欢读书，但是小冯喜欢笑。老刘喜欢看小冯笑。但喜欢归喜欢，老刘没告诉小冯他的心思，小冯就不知道他喜欢。高中三年，老刘跟小冯说的话不超过三种句式：

“冯丽萍，上个星期的数学作业该交了。”

或者：

“冯丽萍，作业发给你。”

又或者：

“冯丽萍，今天晚上牛老师七点开始补课。”

老刘是数学课代表，经常会帮教数学的牛老师收发作业，传传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跟小冯说什么。

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小冯跟老李好了。老李也是他们班的。老李数学没有老刘好，但是老李体育好，喜欢在课后打篮球，尤其擅长投三分篮。老李打球的时候很多女生围观。老李投进去一个球，她们就叽叽喳喳叫好。老李因为打篮球在他们中学出了名。那个时候中国打篮球最出名的是穆铁柱，同学们就叫老李李铁柱，倒把他本来的名字李志健忘了。

李志健跟冯丽萍好，不是李志健主动，也不是冯丽萍主动。那天中午，李铁柱也就是李志健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练投篮，正好冯丽萍吃完饭经过，两个人也没说什么。结果李铁柱看见冯丽萍就分了神，三步上篮的时候动作大了一点，摔了一跤，摔得还不轻，倒下去的时候头撞在篮球架的钢管上咚地一响，脚也崴了。老李躺在地上呲牙咧嘴地抽气。操场上没有其他人，冯丽萍又正好经过，就不能不管。于是冯丽萍扶他去了校医室，演了一出美女救英雄。去校医室这一趟路，他们也没有多说话。从校医室出来，冯丽萍对李铁柱一笑：

“好好养着吧，有段时间该看不到你打球了。”

李铁柱很感激，觉得冯丽萍这人不错，长得不错，笑起来不错，对人也不错，就有了跟她好的意思。李铁柱有了这个意思，脚伤好了就给冯丽萍递条子，约她下了晚自习一起回家。李铁柱说，现在社会不安全，以后放学我送你回家吧。于是放了学，李铁柱就先陪冯丽萍到她家楼下，再一个人走二十分钟回自己家。一起走路总要说话吧，李铁柱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话唠。别看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话不多，跟冯丽萍在一起话就多。跟别的男生话不多，不是因为他不爱说话，是因为说不到一块儿。但他跟冯丽萍能说到一块儿，冯丽萍也跟李铁柱能说到一块儿。两个人在一起，从学校巷子口的牛肉粉说到演黄蓉的翁美玲，又从物理老师跟老婆闹离婚的八卦说到各自父母单位上一把手的那些污糟事，越说越有劲，不到两个星期就好上了。

这件事你说李铁柱主动吧，是冯丽萍先扶他去校医室的，你说冯丽萍主动吧，是李铁柱先约她放学回家一起走的。事情是同样的事情，看事情的方向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但在数学课代表老刘心里，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如果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那说明前提错了或者是推导过程错了，或者两个都错了。在推断李铁柱主动还是冯丽萍主动这件事情上，老刘想不出是哪一步推错了。也许不是推错了，是他自己做错了。

老刘觉得学习之外的事情都让人头大。学习他不怕，无非是前提一二三，结论四五六。但是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分不清楚前提是一二三还是七八九，从前提到结论中间也有数不清的弯弯绕。很多时候还有未知条件。你又不能说此题无解然后跳过这道题。跳过去了它第二天还在那里等着你。所以老刘最烦做生活中的决定，也就乐得听妈的。老刘考大学的志愿也是他妈帮他填的，蔡大妈说去北京好，能见世面，老刘就上了北京的大学。
 

在大学里，要是有同学跟他说事儿，让老刘帮忙拿主意，老刘就会眉头一皱：

“这事儿咱们得先搞清楚前提......”

或者是：

“你有几个已知条件，几个未知条件？......”

本来同学找他，是心里有一个问题要找一个答案。找了他之后，变成了五个问题要找五个答案。久而久之，同学都知道了：除了抄作业，有事不能找老刘，越找事越多，还不如不找。

老刘上大学之后，每年都能得奖学金，有时二等，有时一等。成绩虽然没问题，老刘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腼腆，一紧张就搓手。他爸妈看他这样子，觉得当官是没指望了，经商也没戏。在中国当不了官也做不了生意，在老刘爸妈看来那就只能是个劳碌命。老刘爸妈只有老刘一个孩子，不想让老刘是个劳碌命。蔡大妈就说：

“强儿啊，你爸妈就是吃了不当官不做生意的亏，这辈子都没发财，只劳碌了。从参加工作就劳碌，到你生下来更劳碌，现在供你上大学还是劳碌。你要是听爸妈一句话，以后还是出国去吧。听说那边工资开得高，待遇好，办事不凭关系，适合你这样的本分人。你要是不出国，不晓得社会会咋毒打你呢。”

老刘：

“妈，晓得了，不让社会打我，我出国。”

三年级下学期，老刘考了托福和 GRE。毕业前，他没有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去找工作，因为他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计算机系的奖学金。大四下学期他忙的是办护照、到教委交培养费，还有就是到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去办签证。这些也都是社会上的事，老刘想起来就头大。好在学校里有学长把这些路都趟平了，留下了各种攻略，也就省了老刘去弯弯绕。既然没有了这些弯弯绕，老刘就把这些事情当成了公理。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前提，比如从一点向另一点可以引一条直线。你不用管公理是怎么来的，只要照着做就行了。按规矩办事是老刘擅长的，所以这些出国手续倒也没有让他太为难。

等老刘跑了一圈，出国手续都办下来了，才想起来这些年不是忙着读书，就是忙着联系出国，倒是把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也不是忘了，是根本不知道这事怎么着手。

老刘坐上出国飞机的时候，第一次真正觉得心慌。心慌不是因为还没有女朋友，是因为以后身边没人给他拿主意了。在家的时候，妈给他拿主意。到北京上学了，蔡大妈每周三次晚上十一点以后打一个小时电话到老刘实验室追着给他拿主意。选十一点是因为长途电话到了这个时间就半价了。以后到了美国，美国的事情跟爸妈说，他们估计也听不明白，他们的生活经验到了美国未必管用。而且国际长途电话也不是说打就能打的。跟律师一样，电话按分钟计费，一分钟要八毛美金，超过整分钟多说一秒也要再收一分钟的钱。这样，打一个钟头电话要蔡大妈半个月的工资，要是按以前国内的通话频度和强度，不到一个月就能要了蔡大妈的命。所以，老刘他妈跟他在一起话多的毛病在老刘出国后就全好了。每次打电话，两人都提前约好时间，不打无准备之电话。提前五分钟，老刘他妈会掏出小本子，上面写着这次电话要说的几件事，电话通了就在本子上记个开始时间，说这些事。说完了，老刘他妈一看表：
 

“强儿啊，再有53秒才到下一分钟，再说一会儿。”

这种情况下因为本子上没有写好计划，老刘经常想不出来要说什么。老刘他妈就把说过的事再说一遍，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无外乎儿子最近身体还好吧？上课能不能听懂？晚上几点睡觉？老刘又把这些问题再回答一遍。最后说：

“妈，还有 5 秒，挂了啊。”

老刘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到了美国读博士，读的也是计算机专业。快毕业的时候，开始在美国找工作。因为读到了博士，老刘的导师约翰·内斯堡想让他去大学找个教职，内斯堡再帮助他一起申请一些科研经费，老刘就可以带个自己的小团队，继续做他的研究，教教书，生活稳定，社会地位也不错。要是找不到教职，去个大公司的研究院也挺好，学以致用，不枉费这五年的辛苦。导师内斯堡的这番话，老刘听了倒是有些心动。博士毕业在美国可以直接做助理教授带博士生，不需要先拿一个“博导”资格。老刘想，要是有了教职，回国探亲访友的时候就可以说他年纪轻轻就是博士导师了。小时候他跟长辈说话常面红耳赤，隔壁李大爷和王三娘常逗他取乐，老刘记了二十年。等当了博导，回家看他们敢不肃然起敬。

老刘读博士研究的方向是计算机网络，琢磨的是怎么让一台电脑跟其它电脑通信。计算机的网络老刘算是搞懂了，但人跟人之间的网络老刘就没顾得上。读了五年博士，老刘熟悉的人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除了他的导师约翰·内斯堡，还有周末一起买菜打牌的中国留学生小汪和老苏，就是跟老刘一个课题组的德国博士生马丁和印度博士后老古。马丁比他低两个年级，还不到毕业的时候。老古名字叫布拉廷·古普塔，太长了叫起来有回音，老刘就叫他老古。博士后是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一时找不到正式工作的零时工，老古已经干了快三年，正有谋个正式教职之意。老古要找工作，对老刘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可以借鉴老古的攻略。虽然他和老古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但老古是个爽快人，把老刘当朋友，有啥经验都不对老刘藏着掖着。读书的时候都是别人抄老刘作业，现在找工作的时候老刘抄抄老古的作业也不为过。

老古说：

“来筐，我们印度有句谚语：给驴子戴上眼镜，它也能给人开药方。咱两个去找教授的职位，首先穿得要像一个教授，可不能像当学生的时候那样随便。”

他发不来“Liqiang”的音，把老刘的名字念成“来筐”，老刘不好意思纠正，老古也就一直以为自己的发音非常标准。

老刘：“你是说要穿西装打领带？”

老古：“对。”

老刘又问：“我没有西装，咋办？”

老古：“我也还没有，得买。”

老刘：“那我这个星期去趟商场。”

老古摇摇头：“来筐，印度有句谚语：舍不得给驴子吃胡萝卜的人，脑子给驴踢了。”

老刘想：印度驴子就是比贵州的多。

老古又说：“西装要合体。商场的西装都是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造的批量货，不合咱们亚洲人的身材。要是买大了，穿上去不像教授，倒像难民。要是小了，穿上去也不像教授，像小偷。舍不得胡萝卜养不肥驴，我会去趟纽约找裁缝量身定做。你跟我同去好了。”

到了星期六，老刘买了一张火车票，跟老古一起去纽约。他们那个大学离纽约有一百多英里，坐火车要三个小时。虽然离纽约不远，老刘的心思不在游山玩水，还真没去过几次。出了纽约曼哈顿的大中心车站，老刘两眼一抹黑，便取出提前从 AAA（美国汽车协会）领的纽约地图看了起来。老古一看，说：

“把地图收起来跟我走。”

老古对纽约倒是熟门熟路，带着老刘走了五条街，拐了两个弯，到了一家意大利人开的西装店。老板是一个矮个子卷头发男人，给两人量了尺寸。老刘选了老板推荐的深蓝色面料，订了一套西装、西裤和领带。老古订了两套，一套单排扣的，一套双排的。他说，不同的场合要穿不一样的，要当教授，这些储备都必不可少。老刘想：老古买了双份的胡萝卜，看来是志在必得了。

做西装不能马上取，两人又回大中心车站买回程的火车票。等车的时候，老刘提出要请老古吃饭，感谢他的指点。他俩在车站楼下的食品摊位转了一圈，买了两份日本寿司套餐。套餐包括一盒带壳的毛豆，老古是第一次吃。毛豆荚绿油油的，想来应该美味，老古便塞了一个进嘴里，嚼吧嚼吧要往下咽，才发现这玩意割嗓子。老刘终于有机会展示经验了：

“你的前提错了。毛豆不是这样吃的。”

说着就示范怎样把壳剥掉，吃里面的豆子。老古这才恍然大悟：

“我说日本人怎么牙口这么好。就这，驴都咬不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