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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白水绕东城——关于老内江的回忆

我对旧东西情有独钟。
 
开车上下班,手机上循环播放的是二三十年前的老歌。吃饭,念念不忘的是豆花儿凉粉儿抄手儿豌豆巅儿这些小时候的味道。去书店,我会直扑几十上百年的老书。写文章,爱咀嚼过去进行时。我的公众号叫老万故事会。故事,就是过去的事。
 
但我自认不是抱残守缺的前朝遗老。这几十年,时代在进步,获取信息的难度飞流直下三千尺,交流变得空前容易,办事成本极大下降。做为一个时间永远不够用的人,少浪费时间就是延长了我的寿命。我很感恩能活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但是,过时的生活也有它的意义,不应该随随便便被忘记。我一直主张每个人都书写自己的历史。个人的小历史,折射了时代的大变迁,比官方的正史更鲜活更有生命力,更为可信。人生是一个一个细节组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却记得当事人的语气语调,并为之会心一笑。爱过的人的相貌会变得模糊,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永不能忘。少年时的友谊,青年时的激情,经过的事,交过的人,给我们温暖,是抢不走的财富。
 
在快速奔跑的同时,也要时不时停下来,记录沿途的风景。
 
(1)
 
父亲母亲和我在朝阳巷城墙边。背后是河坝街
 
我最初的记忆之一,是父亲背着我回家。
 
幼年时我家住在市中区的小东门。那里有一条小巷,名字充满时代气息:朝阳巷。巷子的北侧是老内江的城墙。在河坝街的高楼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从城墙上可以看得到沱江蜿蜒的水。
 
虽然名字里带个“江”,沱江其实应该算是一条河。所以本地人有时就叫它沱江河。冬天的河水是灰色的,像那个季节惯常的阴霾天空。夏天,水面涨起来,因为夹带泥沙而变得浑黄,滚滚东流而去,在下游的泸州汇入长江。
 
父亲的单位在沱江对岸的东兴镇,现在叫东兴区。内江变压器厂,那时叫水电设备修造厂。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年有几天父亲会在清晨带上我,踩着不平整的石阶,穿过朝阳巷和河坝街码头如织的人流,过河上班。
 
冬天的时候,我们会走过在几十只敞蓬船上木板铺就的浮桥。随着我、父亲,还有迎面而来挑菜进城的农民的步子,桥面轻轻地上下悠晃。如果有船只经过,桥工就会把连接浮桥中段的铁链解开,用长竹竿撑走那一段桥面,空出过船的位置。等船过后,再把桥面连回去,两头的人们继续赶路。
 
夏天,浮桥拆了,换成汽划子在两个码头间来回摆渡,错过一班船就得等上二十分钟。交了两分钱一张的过河票之后,乘客们都在木板搭成的简陋候船厅等待。穿过地板的缝隙,可以看见脚下的河水。汽划子靠近的时候,水面会一波一波地涌动。船靠拢了,跟候船厅对接,拉开栅栏,这边下船,那边上船。等人上完了,拉上栅栏,划子拉响一声悠长的汽笛,缓缓开动。
 
我喜欢坐气划子。在我不多的几张童年照片里面,有一张是我在气划子上,笑开了花。
 
船开的时候,我靠在竹子做的栏杆上,看河水汩汩流动。水流让我安静,着迷。偶尔会有两个漩涡经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时候的电影很少,我总把自己想像成《渡江侦察记》里孙道临饰演的李连长,充满了革命的豪情。
 
到了厂里,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呆不了多久,就会急着跑出去找同龄的伙伴玩。小华,马骏,还有张强,我们经常在生产区和家属区之间的小土山上疯跑,打游击,还会在农民收过的地里刨漏网的红薯。运气好的时候,会挖到比大拇指略粗的一根,我们就用指甲剥掉带泥的皮,当场吃掉。山上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虫子。尖头的蚱蜢,擅长弹跳,我们叫它“尖弹弓”。蟋蟀,内江话叫“叫姑姑”,跳不了那么高,更好抓一些。如果捉到一只蜗牛(山螺丝),多半它会马上把身子缩到壳里,等危险过去。这时我们喜欢念一段儿歌:
 
山螺丝,快出来,
有人偷你的金刚财。
我给你守到,
你快点出来。
 
据说,这段咒语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让蜗牛乖乖地探头。
 
在变压器厂疯玩了一天过后,我会跟着父亲,穿过东兴老城,再过河回家。经常是到了朝阳巷口,我的双脚就再也迈不动了。这时我会开始耍赖,要父亲背我走完回家的路。大多数时候,父亲会欣然从命,让我趴在他背上,父与子边走边聊,一直到我们住的大院。
 
也有几次,父亲不想对我过于娇惯,没有马上让步于我的要求,而是告诉我:还有几步就到了,坚持就是胜利。你都这么大了还要背,院子里的熟人看见了会笑的,羞不羞?
 
我虽然不情愿,拗不过父亲坚持,也只好一边哼哼唧唧抗议一边挪步。但是有一次,我实在是太累了,觉得父亲的刻板不近人情。毛主席教导过我们,遇到困难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告诉自己:今天我就是要不怕牺牲,任父亲说上天我也不走了。我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往地上一蹲,坚腚不移。
 
父亲无法,只好屈服。然而我觉得我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回报必须也要 strongly exceed expectation 才能匹配。于是,我的条件又加码了:从这里开始背不算。要往回走一段,从坡下开始背!
 
最后这个桥段我自己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但是父亲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多年以后的一天,癌症晚期的他躺在病床上输液,精神还算不错。跟我讲起这段往事,他笑了:小勇,小时候你真的是蛮不讲理啊。
 
我转过头,鼻子有点发酸。
 
再后来,父亲走了,和母亲一起葬在靖民公墓,依山傍水,满目青翠。去年夏天,我回乡祭扫,在双亲的墓碑前,想到他们膝上的顽皮小儿已经成了中年大叔,曾经陪我蹒跚学步的他们转瞬就天人永隔,堂前欢声笑语不复。往事历历,重现眼前,就像沱江水时缓时急,但最终都一去不回了。
 
(2)
 
小东门不大,却解决了我们一切日常生活所需。
 
那里有一家文具店,可以买到橡皮、铅笔、钢笔、墨水、作业本,还有卷笔刀。我每天放学都经过这里。
 
对我诱惑更大的,是文具店斜对门的小杂货店,那儿有油盐酱醋,散酒,还有当时稀罕的面包。那种面包,一毛钱一个,有一面涂了一层糖稀,烤成褐色,我喜欢把那一层撕下来单独吃。母亲老家在成都。她向我描述她年青时在成都的生活,耀华餐厅的面包“只有那么好吃了!”小东门杂货店的面包,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杂货店的酱油,是从酱油厂拉来的散装酱油,放在一口大缸里,可以让司马光砸的那种。那时候,瓶装酱油还是一种奢侈品。家里酱油用完了,就提个空瓶子到杂货店去打,可以选半斤或者一斤。售货员往瓶口插个漏斗,用竹筒做的量器在缸子里舀一筒,就是半斤,再熟练地倒进瓶子。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谣言,说有无名尸体在酱油厂的酱油池里被发现。这和号志口火车站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说法一样多半是无中生有,却让我很长时间想到酱油就恶心。
 
一次母亲差我去打酱油。已经到了店门口,我猛然忘了是要买酱油还是豆油。怎么办?要不要回家问清楚再跑一趟?那可是一百多级台阶啊。思前想后,我做出了人生第一次豪赌:打豆油。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我记不清该买豆油还是酱油,就买了豆油,不晓得是不是搞错了。母亲听了,笑得流出了眼泪:我的憨包儿,酱油跟豆油一回事哒!
 
童年的我在人民公园
 
后来我上了初中,班上有姐弟两人,晓昕和晓波。姐姐挺漂亮,坐在我后面一排。她跟我同一天出生。他们家就住在小东门杂货店的隔壁。那时我已经不住在朝阳巷了,每次经过那里还是会想:要是我不搬家的话,上学不就可以跟他们同路了吗。
 
文具店的隔壁,是一个让我恐惧的所在。那里有几面大镜子,几张高高的转椅,一帮阿姨晃来晃去。门口还有一个不停转动的圆柱,上面有红白蓝三色的条纹。
 
你应该知道了,这是一家理发店。
 
我喜欢看理发店门口旋转的滚筒,却害怕被父母扭送去理发。对儿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酷刑。
 
想想吧,脖子上被勒上一条白褂子,呼吸马上就困难了。然后头被按进水槽,洗头。而水不是太冷就是太烫,从来不会正好。我紧闭双眼,生怕被肥皂水迷了眼。阿姨的指甲都很长,一下一下刮得头皮生痛。还不能大呼小叫,那样太没面子。整个过程,我都怀着一种引颈就戮的悲壮感。
 
理发的时候,要好几分钟保持同一个姿势。仅仅是想一想,我浑身上下就已经开始发痒了。且不说如果碰上理发推子钝了没有及时磨就成了拔毛器。吹干头发是火刑,因为我受不了滚烫的电吹风吹在脖子上的感觉。
 
数年前回到故乡,父亲嫌我头发太长,督促我去理个发。那时理发店都叫发廊了。离开祖国多年的我,对“发廊”的理解都是来自于扫黄打非的新闻报道。于是,惴惴不安地进了一家装修看上去还正规的发廊。理发师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先是推荐我办个会员,又把我仰面丢翻在一张躺椅上洗头,这和童年时埋头就义的姿势正是相反的。洗完后也不问我要不要,就开始大力按摩我的肩部和颈部,疼得我暗吸凉气。河东河西,几十年轮转,想不到还是逃不过酷刑。我还担心她如果向我推荐特殊服务我该如何应对。好在,最终这并没有发生。
 
童年时的小东门一带,经常出没一个三四十岁模样的男人。一年四季他都穿那身满是泥垢破烂不堪的衣衫,脸也是黑黢的,看不出是晒的还是脏。他的形象,比起前几年爆红的犀利哥和沈巍大师还要不堪得多。
 
他就是唐疯子。他喜欢在地上捡别人扔掉的烟头(烟锅巴)抽。
 
唐疯子出现的时候,周围的小孩子像是过节,奔走相告“唐疯子来了!唐疯子来了!”然后都聚在他后面,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唐疯子就像是一支军队的首领。他也不恼,任孩子们在身边跑着跳着叫着,脸上甚至还会露出一缕笑容。
 
在我们平淡如水的生活,唐疯子是扔进水里的一块石子。
 
后来,很久没人看到唐疯子出现。我问大人,大人们说:唐疯子死了。
 
(3)
 
我年幼时体弱,父母怕养不大,按照四川的风俗,找了一家姓王的同事保佑我,类似于干爹干妈。我管那家的男主人叫“大保保”,女主人叫“保保”。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们叫大姐姐、二哥、和三姐。保保一家对我非常疼爱,视同己出,所以我又叫“王四儿”。
 
我和大姐姐(右一)、三姐(右二)
 
他们一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每家都是一间小屋,相隔不过十米。我喜欢去他们家玩,坐在凉席上看连环画《洞庭湖的鸟声》。后来他们搬走了,屋子留给我们家。
 
我没有那些老屋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但是我记得院子里大多数人家的位置。去年,我用 Home Designer 3D outdoor 软件,凭印象给我的朝阳巷大院建了个三维模型。透过电脑重建的玻璃窗,好像看到自己的大床上翻滚着看小人书,我家门框上的燕子窝里的小燕子在叽叽喳喳。
 
我给朝阳巷大院建的模型一角。
左上的屋子是保保家,台阶旁是我家。
 
1981年7月的那场大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连着几天暴雨,和父亲一起下班的路上,有些地方被淹了,他背着我趟水过来的。再几天,打着旋的河水淹没了整条河坝街,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木材、茅草屋等等器物,横冲直撞。我站在城墙边,看着偶尔一晃而过在洪水中挣扎的肥猪,想到的是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我对这句话的意思还不甚了了。
 
那年我上小学,家已经搬到了中央路边上,东坝街和小东街之间的水电局。很快,水电局办公楼的过道里搭起了很多临时的床位,住进了附近的灾民。因为是夏天,不需要关门保暖,住宿条件还算可以。那年头,本来大家都没有什么隐私。我们依旧在办公楼里跑来跑去玩耍,和灾民们相安无事。
 
那段时间,自来水管里放出来的水都是黄的,不能直接用。我们把水盛在一拃多深的大木盆里,静置一天后,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比较清亮,盆底是一厘米厚的黄土。然后,用大铝瓢小心地把清水舀出来,洗衣,做饭。
 
母亲的单位在半坡井,内江地区水电建筑勘察设计队,和人民公园隔了一条小河。河水涨上来后,淹没了设计队一楼的草地,叔叔阿姨们从积水的一楼往楼上搬设备。我在这草地上打过羽毛球,玩过沙子,还追逐过丁丁猫(蜻蜓)。母亲的同事,一位姓张的叔叔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草里有鱼就好了。结果很快成了现实。
 
大人们忧心忡忡,我却只惦记国家卖的救灾冷冻猪肉。虽然味道不及新鲜肉,却只要三毛多钱一斤,是鲜肉的一半。发大水前家里一个星期能吃一回肉(内江人叫“嘎嘎”),现在可以吃两回了。
 
设计队的楼有七层,下面五层办公,上面是职工宿舍。筒子楼,家家户户都在过道做饭。保保家就住在顶楼,我经常去蹭饭,还跟二哥学会了打格子临摹画报上的人物肖像。他家有个大鱼缸,几只金鱼。我有时候会在鱼缸前一坐几个小时,给金鱼画像。要是金鱼姿势变了,我就耐心地等着它又回到原来的姿势再接着画。
 
我上大学的时候,设计队已经升级成了设计院,还是以前的办公楼。那时候我家里还没有装电话,女朋友在外地。我们会约好时间,她打电话到设计院的传达室,我提前去等电话。
 
后来我出国了,设计院搬到了东坝街原来消防队的大院。老楼拆掉了,也没有照片,只能在记忆里回顾它的模样了。
 
(4)
 
老家人说,诗仙李白在内江当驴友的时候,和郭北镇上的朋友分别,有感于人生如参商,聚散两依依,写下了千古名篇《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当年我踌躇满志离开家乡,要成就一番事业:Hello, world!我来了。今天,剩下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守着异域的山川,那些故乡的浮云落日,儿时的老宅,故人的情谊,我的沱江水,我的小东门,在记忆中向我涌来。
 
我看见一个带着红领巾,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男孩,走在朝阳巷的石板路上。他急着回家,要在父母亲下班之前做完作业,这样吃完饭就可以和小伙伴去打游击,接着摆岳飞大战金兀术的龙门阵。
 
至于明天,是不用他去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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