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我在华为机关的生活——政府事务部-老万故事会-财新网

老万按：水文是我大学同学，在华为工作多年，经历横跨开发、销售、客服、公关多个领域。他讲述的华为的人和事，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巨无霸民营企业的神秘面纱，让我们不用996也可以了解到华为独特的运作方式。你若只是想看热闹，这里有八卦满足你的好奇心。你若是边读边思考，更可以从中揣摩到华为的成功之道。敬请阅读。

文 | 水文

2014年我从巴西调回国，由于很偶然的机会，进入了政府事务部工作了三年，是我在华为的最后一站。

我跟别人提起我的工作部门时，大部分人都会有点惊奇：“你怎么去搞政府关系了？”开始我还解释一下，说是“政府事务部”而不是“政府关系部”，后来发现改不过来，就不解释了。

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有点神秘的部门，应当是每天跟手握权力的各种政府官员泡在一起做关系，能了解很多秘密，捞取很多好处。事实上，公司的命名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一个“事务”部门，而不是一个“关系”部门。

任老板对公司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定位我以为是很有智慧的，就是：既不能相隔太远，也不要走得太近，保持正常的、良好的沟通渠道即可。

在这种定位下，政府事务部的规模很小，在机关就二十来人，全球各地则维持很小的人员规模，一般一个中等国家就1-2人，不光负责政府事务，还负责媒体事务。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在公司工作时间久，对公司情况比较了解，在政府事务部很快成了接待来访政府客户的主力，打的名片是“公司副总裁”。

政府客户与公司其他客户不一样在于，政府客户特别注重接待形式，会谈的内容反而在其次。（老万：看来天下政府都是属驴粪蛋子的。）公司就不一样了，一切“向钱看”。生意大的国家，公司就重视，来个部长、司长之类，主要领导也要出面接待；生意小或暂时没生意做的国家，即使是总统来访，公司就是礼节性接待，派我这样的“公司副总裁”出面即可。（老万：听说华为不跟美帝做生意了......）我就曾代表公司接待过一位加勒比岛国的女总督，来公司时前后都有警车开路的那种级别。

随着华为生意越做越大，每年来坂田基地访问的政府团好几百批。由于华为接待标准高（老万：这句话耐人寻味。）、效果好，华为坂田总部成了深圳市政府的著名“景点”。一有外国政府团来深圳访问，深圳市政府外事办在安排行程时，经常会加上一项：参观华为（老万：这不就是吃大户吗？）。

每次我作为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会谈，都会交换名片。2017年我离开政府事务部时，积下来的各类政府官员名片有100多张，最多的是通信部长，其次是各种大使、参赞。

公司名气大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像联合国、世贸组织、各种国际标准组织、大学、智库等，也来公司参观，也归属到我们部门。所以这个工作的一个好处是能见到社会上各种人物。虽然只是简单会谈、吃顿饭，也能了解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见过现任总理的姨夫（老万：“水总，总理的大姨妈来了！”）、XX年出逃的智库专家、解放军退役高级将领等。

还有一个好处是作为公司领导接待客户时，经常会有客工部（华为专门接待客户的部门，多美女俊男）MM向我暗送秋波。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今天自己特别帅，后来搞明白了这些MM看中的是“公司副总裁”。现在的MM不同于我那个年代，只要你是“副总裁”、荷包足够鼓，MM们都是主动追求，不在乎你成家与否。（老万：所以给水总送的不止是秋波，估计还有其它波。）

政府事务部二十多人，外籍员工就有五人，分别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爱尔兰。

David来自爱尔兰，坐在我旁边。他曾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工作二十多年，法语很好。David精力旺盛、待人热情。因为身体敦实，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大哈”。起外号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在办公室用中文对他们评头论足的时候比较方便。

David也有公司副总裁的名片，是出面接待来访客户的明星。他最大优势就是那张欧洲白人面孔，以及地道的英语和法语。他热爱工作，加入公司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熟练地做公司介绍，面对那些来访的部长、大使等官员，就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理念、产品解决方案等侃侃而谈，犹如已经在公司工作几十年的资深总裁。

因为工作出色，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爱尔兰，和爱尔兰总理一起参观当地华为公司时，特地安排David在深圳通过远程电视会议和爱尔兰总理聊了几句，聊完后David激动了半天。我们心想：不是说老外都讨厌政治吗？看来也不尽然。（老万：说老外讨厌政治，就好比说四川人都怕老婆，纯属误解。）

David喜欢出差，一多半的时间在全球飞来飞去见客户。因为老是和客户一起就餐，海鲜、红酒等好东西吃得太多，得了“富贵病” ——痛风。有天坐在办公室，David突然痛风发作，脚疼不能走路，痛不欲生。我赶紧开车把他带到公司医务室，一路扶着他挂号、看医生、打针，最后缓解过来。他说是我救了他，还说幸好不是在国际长途飞机上发作，否则就完了。

因为到华为工作，David把家安在了深圳，把他的俄罗斯太太带过来，还生了一个女儿。作为一个不会讲中文的老外，在深圳生活还是有诸多不便。David刚来时，很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如信用卡电话开户、滴滴司机电话沟通准确上车地点、手机sim卡业务开通等。天天吃中餐也不习惯。碰上生个大点儿的病，只能往香港的医院跑（还好香港离深圳近）。

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深知其中不易。对他们来讲，携家带口搬来中国，成本很高。虽然公司给他们付的薪水和待遇不错，但也有压力。他们的工作合同每三年、有的是每两年重签一次。签合同是一次大考，如果部门领导不满意，说不签就不签了。

比如部门来自西班牙的员工A，曾在西班牙电信巨头Telefonica/O2工作三十多年，来华为之前是O2德国分公司总经理，是华为的大客户。他来深圳定居，不光太太过来，儿子过来上学，女儿过来找工作，可说是举家迁移。一旦公司不要他了，想找一份同等待遇的新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

部门领导是W君，年纪和我相仿，市场销售出身。与我在大客户业务支持部的领导Eric类似，他也是三年都没有公司正式任命，只任命了一个“副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三年都没打上括号”。看来这种“让你干活却不给你同等待遇”的现象，在公司不是少数。

W君老婆孩子在澳洲定居，他一个人在深圳工作。机关工作跟一线驻外相比有个好处，就是周末一般不用加班。对于W君来说，周末不上班，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知道该干啥。可能是觉得和我比较投缘，经常在周末给我打电话，约我和部门其他同事一起出去吃饭、游玩。

我刚从巴西回来，周末还想多陪下老婆女儿，但碍于领导面子，也想着尽快融入新部门，基本上他一叫就去了。W君挖掘特色饭馆和娱乐场所是他作为销售人员的本能，很多有特色的菜，都是他找出来请我们一起去吃。比如我在新疆出生长大，从来不知道深圳有新疆菜，跟着他去才知道深圳有一家能吃到大盘鸡、馕、拉条子等正宗新疆菜的饭馆。

W君对部门员工管得很严。有次不知从哪听说某员工在他出差期间经常跑出去办私事，特地让我去公司调监控录像调查取证。另一方面他又很为大家争取额外利益。除了经常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饭，他还想方设法充实部门的多元化激励（就是部门小金库），然后给大家发手机、发钱。

在工作上W君花的心思很多，经常自己琢磨出一些新思路，可惜这跟整个部门的氛围不太融合。对政府和媒体，任老板一向敬而远之。他在部门工作汇报时的讲话，反映出他希望这个部门老老实实做事，相对保守而不要过度进取。曾有一次，为了推行一个新工作思路，W君在部门管理层会议上“舌战群儒”，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其他人都反对。他的这种性格在机关也干不长久，很快就被公司派到阿联酋去做代表了。

W君走后，我也琢磨着该离开公司了。在公司干了21年，换了很多部门，职业发展始终有个坎上不去。在任何组织里，年龄对仕途升迁都是一个重要指标。（老万：所以贪官捞钱都有紧迫感。）在华为，如果40岁之前没有做到二级部门主管以上，就可以尽早谋划其他出路了。

总体上，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搭上了华为和深圳这两辆发展的快车。1995年8月，我加入华为时，只有员工几百人、年销售10亿人民币；深圳还是个不起眼的城市，GDP 刚过800亿，我在1998年以6000元/平米的价格在南山区买了第一套房子。2017年3月，当我从华为退休时，公司已经有18万员工、年销售超过5000亿人民币；深圳变成了2000万人的大型都市，GDP达到2.2万亿，我那套房子的价格涨到了7万元/平米，翻了十几倍。

我跟着公司的发展，跑了五十多个国家，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老万：水哥把“饱暖思XX”说得如此诗意。）内部退休对于我这种在公司干得久、股票积累多（老万：划重点了！）的员工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转型的缓冲期。当然这是有期限的，我的期望是三年。到今天一眨眼，三年缓冲期就快到了。转向何方？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未来不可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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