凃，是两点水的凃。

 

江，是三点水的江。

 

陵，不是两点水的凌。也不是三点水的淩。

 

凃老师的个性，像他的姓一样特别。吸烟、不说普通话、爱发牢骚，是他给我的印象。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位坚持用四川话授课的语文老师。讲解生字读音的时候，凃老师的做法是将拼音写在黑板上让大家自己读。按他的说法，拼音属于小学的基本功，到初中就该完全解决了。所以，拼音不过关，不是高中老师的责任。

 

听起来，这很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的推脱说辞。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认同凃老师的观点：到了高中，是否用普通话讲授语文其实已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培养对美好文字的感觉，和对那种禁锢思想的文字的警惕。

 

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自己才可能有好的文风。王小波在《我的文学师承》中提道，不懂文字的美，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后面这一点，被乔治·奥威尔在描写极权社会的幻想小说《1984》里被发挥到了极致。那部政治寓言里，老大哥通过改造人们的语言，让离经叛道的思想无法被表达。奥威尔说，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也可以败坏思想。

 

我们那个时代，语文课本里有不少以杨朔的《荔枝蜜》、《茶花赋》等为代表的“歌德派”散文。凃老师不隐瞒他对杨朔的不屑。他解释说：艺术讲究真善美三个字，“真”是排第一位的。不真的作品，没有资格谈善和美。杨朔的文字，恰恰不真。

 

所以，在作文课上凃老师选读的范文，常有不合常规的率真之作。一次作文题目《记我第一次……》，老师念了秦GZ同学的作品，讲述她小时候捡烟头（四川话叫烟锅巴）抽的顽皮经历，虽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但真实生动，文字俏皮，彻底颠覆了秦同学腼腆内向的淑女形象。还有一次读了我的作文《原政治课》。这里的“原”字，是黄宗羲《原君》中的“原”，质疑的意思。这是一篇充满愤怒的文字。我历数了政治课的种种罪恶，直斥政治老师误人子弟（原话）。（呵呵，那时的我愤世嫉俗，总感觉不被理解。我说过出国是为了逃避政治考试，不是开玩笑。）念作文的时候，有同学嬉笑，大概是认为我又在标新立异。这时凃老师严肃地表示赞同我的观点，让我感动。

 

在形成三观的人生阶段，遇到了凃先生这样的非主流老师，我很幸运。